东西问·书 | 苏琦：技术如何助推世界文明？

中新网北京5月13日电 题：技术如何助推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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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琦 书评人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英国技术史学者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于1991年出版的著作，2021年英国汉学家、科技史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受邀与佩西共同修订，由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本书以全球史的视野，侧重技术对话、环境限制和工业革命三个方面，概述了公元1000年起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

本书讲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纺织技术时，是选择性引进，如引进了纺纱机，但没有引进织布机。因为日本织布工人多，引进织布机浪费人力资源，再加上引进成本，并不划算。此例充分符合本书意旨：任何成功的技术被引进后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应性改动，这也是一种再创新。

具体情况包括既有技术水平，以及人力资源、商业组织水平、流通网络疏密、市场发育程度等，这些都决定着技术引进选择和引进后的变迁路径。在本书作者看来，明治维新前日本在这些方面做得不错，奠定了较为有利的技术引进环境。重视纺织等轻工业部门的技术升级，将日本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支援了煤炭、造船、钢铁等重型产业，并消化其部分产能，而重工业则不断从技术和装备层面反哺轻工业。

中国的例子也证明了这点。改革开放初，主要从日本引进的重工业先进技术典范宝钢项目，与上海工程师周末去长三角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指导——顶层技术引进赶超与填补市场需求的低端技术及产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技术引进成功与否，仅取决于引进意愿以及是否能进行适应性改造吗？并不是。技术或许中立，但技术引进和创新从不是单纯的技术事件。

譬如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的现代化。诸多解释中，技术引进和再创新颇有市场。常见的说法是，中国起初因满清权贵怕危及自身统治，反对技术引进和变革，洋务运动又贪大求洋、消化不良。印度的问题则是因殖民者有意对印度去工业化，如初期限制技术水平先进的印度棉布出口到英国，而后英国技术弯道超车，又对印度大搞倾销，再后来则只给印度一些有利于殖民者利益的技术。

这些说法都部分正确，但略失之于简单化。如英国和印度的技术竞争中，本不应指望帝国主义慷慨无私，并认为英国的胜出是因其更心狠手辣、更国家资本主义，而印度则败于没有防人心机和组织一盘散沙。舰炮本身就是技术的象征，舰炮临门那一刻就意味着，对方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技术和组织变革之路。

中国的情形更复杂。有学者指出，中国当时的纺织业一度有半工业化的理性选择，即纺纱用机器、织布更多用传统织机。官督商办的重工业虽弊端丛生，也培养了不少人才，积累了管理经验，日后更是作为官僚资本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基础之一。与技术引进模式相比，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导致的政治博弈力和市场控制力低下，以及工业化进程被一次次战争打破，应被放到更高位置。

总之，技术引进、互动和创新的成败得失从来都是复杂的，涉及各种因素。日本明治维新轻重结合的成功经验背后，其实遮蔽了工业农业孰先孰后的路线斗争。类似争论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持续过一段时间，路线抉择也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技术层面，地缘政治压力和阶段性赶超可能性的认知也是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在之前也有所铺垫，如1970年代“四三方案”引进成套设备和社队企业遍地开花相映成趣，前者指向宝钢路径，后者则为乡镇和民营企业勃兴打下基础。

每个经济体都有各自的传承，也时刻面临当下的资源限制。在应对过去和现实的掣肘和挑战中，未来路径便不知不觉被铺就。比如赢得政治统一独立和经济自主权后，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不同的技术发展路径，里面有继承的产业结构、经济格局、利益集团分布、地缘政治环境等诸多历史和现实条件等诸多差异。这又为双方先后启动的市场化进程打下了不同的基础，影响到之后的技术路线——更强有力的政府之手、更强大的国有资本，使大规模基建和技术引进成为可能，这些和更大规模识字人群即产业大军以及众多社队企业变身的乡镇和民营企业叠加，令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横空出世。而印度走上信息科技密集型的发展之路，则与其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

该书的另一主题，是“非西方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迎来原创时刻”。人们通常认为，西方通过科学革命和技术问题概念化实现工业革命的突破，长期处于技术引领者地位。现代化的“优等生”日本就被认为更擅长市场应用型创新。本书则认为，战后日本技术路线之所以偏向市场需求，是因为“和平宪法”导致其无法发展美国式的国防科工综合体模式，而非缺乏技术研发兴趣和能力。美国的原生技术，很多也是市场需求引发的。

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基础研发和原生技术上的突破，会如何改写全球技术创新和互动版图，将成为学者的研究和书写对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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